中国法律思想总结（通用13篇）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主要从家族、婚姻，社会阶级、宗教与巫术等几个方面较为详尽得描写了吾国传统社会的现实形态，在终章则着重于意思形态上的讨论从礼与法、徳与刑、以礼入法等方面阐述影响吾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成的传承因素，并不忽视制度后面的概念，真正做到见微知著。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制度之一，是社会规范之一。它与风俗习惯密切相关。它与维护现有的制度、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密切相关，反映了一定时期、一定社会的法律与社会的关系。

我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是家庭主义和阶级观念。二者是儒家意义形式的核心，是我们社会的基础，也是我国法律关注的制度和社会秩序。至于这本书在传统社会现实中的考证，我在这里不做详细介绍。

并**了这一阶段传统意义形式的演变及其对我国法律思想的影响。众所周知，虽然我国已经跨入了21世纪，但我国现阶段的法律制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法展。随着西方文化的涌入，主导社会的思想文化逐渐摆脱了我国传统的藩篱。

但这一过程是剧烈的、不自主的同时也是畸形的。再加上现阶段社会发展极不平衡，随着城市普法活动的深入或领导的重视或缓解，然而，现实生活中危害社会的恶性事件依然层出不穷。同时，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现阶段还没有现进的法律意识观念。支配他们生活的是几千年的刻板印象。

而在吾国历史上，凡是涉及法律思想方面问题的争辩，就难以绕开儒法而家的争辩。儒家强调道德和法家，儒家是德治，法家是法治。显然，两者在实现方式上是不同的，但在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上却是共通的。

若将法分为准则法与技术法，则儒法二家所争论的实际上集中于技术法层面，在准则法层面上其实是一致的，如《礼记.经解》云："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

故衡诚县，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礼，不可欺以奸诈。"而法家的代表管子曾云："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夫钜不正不可以求方，绳不信不可以求直。

"二者俱言绳墨规矩，所谓的绳墨规矩其实就是社会的准则法。要求许多文集上关于"礼"或者"法"的概念其实是没有区分的，因为二者并无实质上的差异。德与法，同是行为规范，儒家的行为规范是道德，而法家的行为规范又何尝不是道德。

在技术法层面上，二者因其不可调和的实现方式而存在矛盾。儒家的道德标准是“礼”，其方法侧重于启蒙、人的心理改造和人的善良意志。它认为这是最彻底、最积极的方法。教化的价值在于"绝恶与未萌，而起敬与微妙，使民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是百姓没有作恶的动机，教化既成，人心可正，永不为恶，如此社会便可长治久安。

而法家的目的在于禁奸，对于劝善并无大兴趣。法家更愿意用刑罚来达到法治的目的，或达到法家的道德标准。管子云：

"行令在于严罚"。韩非子云："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

重刑可使人畏怯慑服，不敢以身试法。虽言重刑，但究其最终的目的，实者在于"以刑去刑"之目的。 儒家以礼伟维持社会秩序之行为规范，法家以法律为维持社会秩序之行为，儒家以德教为维持礼之力量，法家以法律制裁为推行法律之力量，儒法之对抗由此可见。

但至于汉后，由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法儒两家的融合，汉以后的儒者虽主张德教，却绝不排斥法律、也不反对以法作为治世的工具，而是把握住立法的机会，以礼的原则和精神，附以法律的制裁，达到"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的目的。法家在准则法层面既与儒家思想本无实质差别，在技术法层面上又被儒家的礼所取代。最终导致法家在历史上的名存实亡。

技术法所强调的一些原则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消失。剩下的一些价值观只有积极迎合儒家对善的追求，才能生存下来。由于历代统治者的青睐，儒家思想在我国流传了几千年。儒家学者开始成为学者的代名词。吾国法律法律儒家化的车轮开始启程，加上佛家思想的传入，从此吾国的法律思想史揭开了法律儒家化、法官儒生化、民众法律思想鬼神化的序幕。

正如冯友兰所说：“李斯受荀青学识的影响，成为秦国的统治者。”。秦之法治实法治之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

《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入法典。

◈ 中国法律思想总结 ◈

向度一：深化对中国思想史学科范畴的理解

思想学术的研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古人对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方法等问题不是没有考虑，但与西方近代学术的理论化程度相比较，他们的论述显得还不够明晰。19世纪末，进化论、天赋人权理论以及自然科学的经验法、归纳法传播到中国，中国的学术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人们反观传统学术体系，认为传统学术虽然不乏幽玄高妙的体系，同时也有较为严密的实证方法，但与西方近代学术相比较，尚没有达到“自觉”地位。王国维认为，“中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于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也”①。这使得中国学术没有西方那样严密的综括和分析水平，抽象思辨的能力和精密分析的能力也有欠缺。

20世纪初年，中国的学者们试图对中国思想学术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作出解说。在各种解说的基础上，侯外庐通过对中国思想史的系统研究，对该学科进行了明确定位。他认为，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中国思想史研究应该包含三个主要层面：一是世界观。世界观亦称宇宙观，即人对世界总体的看法，包括人对自身在世界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哲学是它的理论表现形式。侯外庐认为，哲学问题是任何思想都不可能逃避的问题。无论何种从经验世界得来的思想观念，都有哲学的基本认识作为最后依据，而处理经验世界各种具体问题的思想，也通常有待于哲学的反思才能得到超越和提升。研究传统的思想学术，首先要清理出思想家们的世界观。②二是逻辑思想。逻辑思想即思想学术家们阐发思想观点的方法。较早地意识到逻辑的重要，并力图对中国传统学术的逻辑思想加以分析的是章太炎。他曾经从逻辑角度对孔子的“忠恕”思想加以阐发，明确指出“忠恕”思想与演绎、归纳法完全相符③。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也把逻辑方法放在十分显要的位置。侯外庐认为，逻辑思想反映出思想家的思想水平，是准确把握中国思想发展层次的主要依据。1947年，他与赵纪彬、杜国庠合著，在上海新知书店出版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古代思想编》，就非常注重“各时代学人的逻辑方法之研究”，认为研究古人的逻辑思想，主要目的不是从古人的思想材料中提出某一个逻辑命题，也不在于说明或讨论古人具有西方的某种逻辑思想，而是要揭示历史上的思想家的思维水平，从而真正理解中国思想方法的演进历史。三是社会意识。所谓社会意识，是指人们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模式的意识、观念或理论，它既包括社会意识形式，也包括社会心理。侯外庐认为，真正能够反映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的实质内涵的是社会意识。1947年，他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古代思想编》卷首指出：“斯书特重各时代学人的逻辑方法之研究，以期追踪他们的理性运行的轨迹，发现他们的学术具体的道路，更由他们剪裁或修补所依据的思想方法，寻求他们的社会意识及世界认识。”1957年，修订本《中国思想通史》出版，侯外庐另外写有“自序”，再一次明确他所关注的核心内容就是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社会意识三者的综合。1987年，侯外庐在《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中又提到，“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我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着重于综合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包括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思想)。应该指出，哲学史不能代替思想史，但是思想史也并不是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的简单总和，而是要研究整个社会意识的历史特点及其变化规律”④。

侯外庐关于中国思想史就是研究中国思想历史的学科，是研究中国思想结构、思想内容、表现形式及其发展变化历史的学科之认识，是在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向现代学术研究过渡过程中对思想学术史作为一门学科的重新定位。它既有对中国思想学术研究传统的继承，也有对西方社会思想研究特别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观点的吸收，需要后来者在充分理解的同时不断予以深化。

向度二：加强对中国思想史多样性研究方法的探索

在中国思想史学科体系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特色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其中运用得比较成功的主要有：哲学诠释的研究方法、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和学术史的研究方法。

——哲学诠释的研究方法。1918年，胡适发表《中国哲学史大纲》。其“导言”提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根本功夫”不外两条：一是要在资料的搜集审定和整理上下一番功夫，二是要重视西方学术思想的参照作用。他主要依据进化论和詹姆士的实验主义对先秦的思想学术做了整理，凸显了用西方哲学来诠释中国思想学术史的主题。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后，人们惊叹该书对中国先秦思想史所做的明确的条理性分析的同时，不免对这种主要用进化论和实验主义勾勒出来的中国思想史产生疑惑。金岳霖指出：“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⑤陈寅恪也指出，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看上去很有条理，然而往往不真实，“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故人之意志”，所论中国古代哲学“大抵即论者今日自身之哲学”，“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①。他们的怀疑，突出了在用西方哲学来诠释中国思想学术史时的另外一个主题：如何使这样的诠释避免主观随意性、使之符合中国思想学术史的原貌?

金岳霖指出，最好的办法是“把中国哲学当作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的学问”，根据中国哲学自身的特点来理解和诠释，而不必计较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异同。陈寅恪也认为，如果要真正使中国思想学术的研究契合实际，就必须努力做到“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冯友兰提出，要对中国思想学术史进行贯通，确实需要参考西方的学术，但同时要注意西方学说理论框架与中国传统学说的某些说法结合。他试图在重视中国学术传统思想观念的一贯性基础上，找出中国哲学实质的系统。在冯友兰之后，对于如何才能找出中国哲学实质的系统，侯外庐、张岱年、任继愈、李泽厚都做过有益的探索，他们的解释已构成对中国思想发展史的重要一环。目前，又有一些青年学者尝试用现象学、分析哲学等现代西方哲学对中国思想史进行研究，初步形成新一代哲学解析中国思想史的新特点。用哲学诠释的方法研究中国思想史，已经成为了一条具体可行的道路。

——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在人们努力确立一套符合中国思想自身特性的诠释系统的同时，侯外庐还提出，“思想史系以社会史为基础而递变其形态。因此，思想史上的疑难就不能由思想的本身运动要求得解决，而只有从社会的历史发展里来剔抉其秘密”②。他认为，研究思想史，首先应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有科学的理解。而要准确理解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就必须“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对中国社会历史进行研究，这就需要对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历史有深入的探讨。他通过翻译《资本论》，“从经典著作的原著掌握观察问题的理论和方法”，确立了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发展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对于社会史如何与思想史相贯通，侯外庐作了系统的论述，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的思路。他找到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第一个结合点是社会思潮。他注重对社会思潮的考察，力图把握社会思潮与社会历史的联系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特点，进而研究不同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特色和历史地位。他找到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另外一个结合点是法典。法典即体系化、制度化的思想形式。从法典中能看到社会史的内涵，而且能看到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统一的程度。

把社会史与思想史的贯通，是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重要的创见，它不但为合符真实的现代中国思想学术史的建立提供了基础，而且为科学地解剖中国思想学术史，挖掘思想背后的社会原因提供了依据。

——学术史的研究方法。任何思想都离不开一定的学术土壤。许多思想命题都是从当时的学术研究中酝酿出来的。例如，要了解孔子的思想，就需要研究西周鼎盛时期的“六艺”教育传统。孔子做了不少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古代文献既是他的思想得以产生的源泉，同时又是他发挥其思想的材料。又如，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就是在诠释《公羊春秋》过程中，为了使《公羊春秋》得到更完整、更合理的解释才提出来的。如果我们对《春秋》公羊学的发展历程有深入研究，能够理清不同时代、不同学人对《春秋》公羊学所提出的创新，当然就可以比较准确地理解董仲舒所作的贡献。

学术史的研究方法是中国古代特别是清代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非常传统的方法。如今对这一传统有比较到位的理解的是日本京都大学池田秀三等一些学者。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学者们反思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历史，深感过于政治化、主观化的诠释与中国思想史的真实存在一定距离，从而提倡学术史的研究，学术史研究得到了空前重视。人们相信，只要学术史基本事实真实，就一定能够建立更加契合历史事实的原理，摆脱过分主观的弊端。

当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需要对上述三种主要方法加以发展。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不能离开对范畴、观念和思想体系的哲学剖析，思想史研究的突破最终要依靠对中国思想史的一系列核心概念及其演变历程的深入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需要将范畴、观念和思想体系与社会历史的联系揭示得更加清楚，将思想还置于社会历史，只会使我们更加深刻地领会思想的真实含义。中国思想史研究也需要对范畴、观念和思想体系的学术背景进行挖掘。学术史的眼光能使我们看到思想背后深沉浑厚的学术土壤，帮助我们纠正许多习以为常的误解。

向度三：提高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文化自觉反思境界

中国历史学有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它的文化反思功能。《易传》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又说，“彰往而知来”。也就是说，学术研究不仅是对“前言往行”的认识，不仅是对过去历史的描述，还要在多识前言往行的基础上提高研究者认识自身、认识世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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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过渡，学术研究的文化反思功能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发扬。当时的学术研究，没有一种不是围绕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来进行的。当然，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的思考不可能千篇一律。从20世纪学术研究来看，有的比较保守，有的比较激进。例如，胡适认为，中国文化最缺乏的是个人独立的自由意志，要培育国民的独立人格，就必须学会理智的思考。他感到，中国传统文化比较缺少西方的理性精神，需要我们加以深刻反省。而陈寅恪等则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实质有了更加真切的体认，并在传统文化之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三部书中，以魏晋隋唐数百年历史为背景，通过一系列重大历史事实的梳理，勾勒出在民族冲突与文化冲突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不竭的生命力，以及不同社会集团和个人在文化发展过程中与政治生活、与个人人格的联系。这说明，只有积极利用自身的优势，形成精神和制度上的高度凝聚力，才能在文化冲突中得到保存和发展；只有富有独立人格和道德力量的社会集团和个人，才是文化发展的中坚。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从不讳言自己的学术研究是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侯外庐常说，研究历史，既不是如冬烘先生们之读书，以为古人一切言行都是今人的宝筏，也不是把古人当做今人和他争辩，而是要实事求是地分析思想家的遗产在其时代的意义，批判其腐朽的糟粕，发掘其优良的传统，在清理历史、还历史真相的基础上超越历史事实本身，引领现实向前发展。今天来看，我们或许不能同意他们对文化反思所得出的结论，但却无法不被他们学术生命中关于文化的独特感悟所震撼。

中国思想史的任何一家、任何一派，最后都要归结到对文化的反思上。思想家的思想往往以对文化问题的深入反思为最基本的特征，文化理念成为他们思想最根本的出发点。不同的文化理念构成他们思想范畴的不同向度，中国文化即由这些思想范畴的不同向度展现出它的绚丽多姿。同时，中国文化的历史性和阶段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一时期所出现的关于文化问题的各种不同认识的调和与整合。思想家的思想会有一定的学术史取向，会有一定的社会属性，甚至会有个人的价值倾向，但所有这些，只有落实到对他们的文化认识的分析基础上，才有可能得到更加全面的认识。对文化的自我觉醒和自觉设计，是统一哲学诠释、社会史研究、学术史研究的基础。当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尤其需要在认真思索前辈学者的文化洞察思路的基础上，提高文化自觉的反思能力。

①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见《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529页，上海，上海书店，1983。

②④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上册，第15、l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③ 章太炎：《检论》卷三《订孔》，见《章太炎全集》(三)，第426—42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⑤ 金岳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附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①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附录。

②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第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中国法律思想总结 ◈

摘要：法治社会的前提和基础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我国法律文化对于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来说发挥了比较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儒家思想对法律文化现代化建设的消极影响也不可忽视。对古代法律文化儒家化的正确认识有利于弃糟粕而吸收其精华，能提供一些有益思路给法治现代化模式之构建。

关键词：法律文化；儒家化；古代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6）06-0048-02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中华文明产生于特殊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下，其是在独特的文化逻辑与历史规律之中独立发展的，并从而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文明模式。

一、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辉煌的历史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中国古代人民创造了先进的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法律文化体系的法典化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根据现代以前的任何标准，中国的法典显然是杰作，自成一格”。到了唐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高峰，对周边东亚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国法律制度的特点。在近代，在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下，中国被迫打开大门，在欧洲和美国面前，中国的法律制度失去了昔日的辉煌，沦为“野蛮” 与“落后”的代称。从清末的“维新”发肇，我国法律改革的参考规则是西方法律文化，传统法律文化受到冷落，备受各界的批评和攻击。但恰如马克思所提出的，“不管是政治立法还是公众立法，它只显示和记录经济关系的要求。因此，在法律问题上没有真理，每一个国家都根据自己的传统习惯制定法律制度” [1]。意识到这一点，将使我们能够不妄自菲薄，从而汲取传统法律文化的有益成分奋勇前行。

传统法律文化本身包含了许多的优秀元素。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存在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成文法和判例法等并存的“混合法”；“无讼”的价值观和“刑无等级”的理念；遵纪守法、司法保护兼容隐藏“人的学说”；“慎刑狱司法人道主义”，“实质正义”、 “集体主义”的司法法律的价值取向和“政治人” “亲民”的政治道德观、简洁的法律语言，以及“为政在人”的人治观、古代司法官员的人文素养及行政立法、监管体系所构建廉洁政府和历史上的“变法”的经验等，这些都是符合现代法治的，经过改造，可以服务于当前的法治建设。

二、包含儒家色彩的传统法律文化特点

（一）传统的法律文化倾向于国家本位主义

在我国古代社会，家族式的父权制结构需要国家的认同和支持，由无数父权氏族社会组成的“人”形成的体系结构，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家族制度的模拟与扩展。这从某种角度上说，处于权力中心的国家权力是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这种理论和信念的支持同时以实际行动拥护此种典型的专制统治制度，不管是强调“仁”和“孝”的儒家德治思想还是治人“艺术”与“正确”的法家集权专制思想，都与统治者的利益一致，并受到统治者的青睐的，从而使这些理论和思想都受到国家暴力机器的保护。因此，上述理论成为国家标准，并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生存环境。在习惯上中华民族的美德片面地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并且要求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如果超越了界限，那么个人的人格权无从谈起。现代法治尊重人权，追求自由与人格，是与上述所谓美德格格不入的。

当今的法律传统的虽然在制度层面已经否认了国家本位主义，但在一定程度上人们的思想仍然为其控制，从而直接致使了目前我国公民权利意识不强，并且不尊重他人之权利。长期灌输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导致相当多的中国人奴性很强、逆来顺受，不信任并且蔑视法律，所以对政府所谓的监督很难以政府“供养人”的身份理所当然的.进行，更何谈要求政府保护他们的权利，并平等与其谈判和对话。

（二）传统的法律文化工具主义特性明显

在现实生活中，仍有主要部分的社会法是刑罚的概念。法律于中国古代仅仅是君主奴役臣民之工具，并且传统和理论上很大程度“刑民不分，以刑为主”，一方面与专制的共同创建国民恐惧、无知、软弱、奴性之人格。另一方面是结合儒家思想，要求凡事有规则并且必须依照一定的仪式，追求片面的“和谐”，培养的是“息讼” “和为贵”的法律观念。此情境下造就国人对已定的法律倾向遵从，但是对法律本身的无视，个人权利的问责是比较少的，并且对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如权利和参与的概念，在审议和行政的国家事务漠不关心。

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之下，中国老百姓始终坚持“要原谅和宽恕”心理，除非彼此深恨，否则对方犯下罪行，一般是不诉诸法院。所有态度和立场都是温和的，避免偏于任何一方表达自己的立场，以免麻烦。

（三）传统法律文化注重等级秩序，忽视平等

在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中，即使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此种说法，不过在漫长的封建传统社会文化潜意识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八辟”、“八议”和“准五服以制礼”这些等级制度却被长期坚守并施行，同时对嫡庶、辈份、年龄、地位的区分很严格。如此自然的权利，在思想观念平等的当今人们无法成为共识，甚至日常生活中，在法律之上，秉持权柄者及其亲属也享有特权待遇。这对权力腐败的蔓延有了催化作用。

另外，由于血缘关系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形态具有特殊的作用，所以“人情比法律更大、亲情比法律更大”已成为桎梏，限制了法治建设的进展。

三、包含儒家色彩的传统法律的具体化

（一）法律公法化

从先秦至清末时期，尽管有着不同的民族侵略，或不同的文化传入中国，但是儒家思想在中国一直处于主体地位，并形成和延续了长久的文明进程，一切的变化影响不了历史沉淀而形成的传统的民族和国家。到汉代，中国古代的法律传统已具雏形，汉武帝推出并强力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家政策，使得儒家思想在官方明确并建立了地位，法律公法化因此越来越明显。

从此以后，私法制度和理念在我国传统中得以成长并发展。所谓中国法律，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刑法，二是组织政府行政机构及治理机构之法，其构成内容大体为行政执法的规则和违反行为规则的处罚 [2]。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公法文化色彩极浓，基本上是儒家化的。在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私法制度被划为公法制度，其地位是依附或从属的，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法律基本上可以直接视为是公法。

（二）法典的刑事化

在古代国人的潜意识里，刑法与法律基本上是同一个概念。用我们今天的思维去理解刑法得出来的结论是不一样。犯罪和处罚的法律规范之总和被现代法学者当作是刑法的主要精义，教育（犯罪预防）是其主要的功能，惩罚罪犯是它的第二个功能；但是古代刑法中的思维集中在惩戒（报复），轻教育（警告），原因在于古代的法律的功能是主要是惩罚，惩罚就是杀戮。而杀戮其目的无它，报复是它的终极意义。从而刑罚化即为中国传统法律之性质。

要理解我们古代的法律是一种特别的刑法，并体现明显的公法文化，可以从历史与传统的视角来看，我国的法律最初是在部落间的争斗中形成的，主要用来处理和惩罚野蛮人。在这个独特的历史渊源的既定思维的影响下，人们总是根据处罚的法律，并且习惯将酷刑和残忍同野蛮下等人和未受过教育的人、不遵礼教者以及品性败坏的人等皆可称为的人品不端（邪恶的）的人联系一起。不过由于时代、身份和知识的局限，学者在没有科学的辨别和评估下，仅仅在一些表象和主观臆测之下，得到对应的法律观和犯罪观[3]。中国的法律轨迹二千多年来受到这种非科学的理论影响巨大。

（三）民法具有刑法的特征

毋庸置疑，民法是一部重要的部门法，它是规范平等主体（法人和法人、法人与公民、公民与公民）之间的财产关系及与财产有关的人身关系的规则。与中国古代法律相比，我国古代的民法没有真正专门的民法典。以此看来，中国封建王朝的财产与财产关系有关系的法律，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表面上看，他们是民事的，但实际上，他们具有刑法化的特性痕迹。

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法律规定的民事活动，当时的契约主要是贷款和交易。它的契约合同如果利息不按时交付的，就当作是违反了契约的规定，用刑法对之进行制裁，就是所谓的：“凡民同货财者，令以国法行之，犯令者，刑罚之。”并且，单纯的买卖或租赁合同事件，最终被当作刑事案件。用刑法手段处理民事纠纷，从西周开始就成为一个传统，直到清末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在传统中国，民法是刑法，另一方面，民法内容在国家法律制度中的地位不高，数量也不多。百姓的纠纷一般不惊动官方，而自行处理，并且根据宗族规定和风俗习惯的调解是其主要处理的方式，以宗族规定为主。不仅民法典在封建国法中没有体现，并且民间的风俗习惯和宗族法规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法。所以，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民法（法典）。

四、结束语

中国法律文化抛弃“儒家糟粕”汲取“儒家精华”，推进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同时是一个与经济、政治、理性文化及公民社会共生互动的过程，需要全体公民及政府的合力从而达成。只有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法治国家”的宏伟蓝图也将为期不远。

参考文献：

[1]郝铁川.当代中国与法制现代化[M].杭州：浙江人民 出版社，1999.

[2]杨超.中国民主与法治建设概论[M].上海：交通大学 出版社，2010.

[3]程燎原等.法治与政治权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 社，2001.

◈ 中国法律思想总结 ◈

犯罪，违法它们是兄弟?不，不是。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词语。违法，有时我们也会不经意的去做。譬如：打架斗殴、闯红灯等等。而犯罪呢，它是一颗长满刺的玫瑰，美丽诱人，但是会让我们流血流泪。

不要自以为是地说：我们是未成年人，犯罪没有关系。在此，我要严肃地告诉你：不，你说错了。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如果犯以下8种罪：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也是要负刑事责任的。也不要满不在乎地说：我一定不会做这些事情。好多犯罪其实就在我们身边离我们并不遥远。就拿我们认为离我们最遥远的投毒来说吧:曾经有多少人这么认为过毒品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一定能抵制它，那些吸毒的人一定是非常不坚强的人。但是，又有多少这么认为过的人能逃出毒品的魔掌中呢?不要认为它离我们遥远，说不定，在无意中，毒品已经走进你的生活。

与法律作朋友，与犯罪作战斗。我们要知法、懂法、用法，学会利用法律保护自己!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和高度重视青少年的成长。我国青少年教育和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青少年犯罪率在世界上一直是比较低的。但近年来由于各种消极因素和不良环境的影响，我国青少年犯罪率日渐突出，给社会、家庭和个人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和巨大的不幸，也对实现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在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加强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我们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为此，我们对当前青少年犯罪的现状、特点、成因进行了调查，对如何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和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方法作了一些探索。面对当前部分青少年法律和纪律观念淡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不强，青少年违法犯罪呈低龄化趋势的现状，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已成为当务之急。

总而言之，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法律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国无法则不能立足于世界，更不用说在世界上建立自己的威信。无论是一个单位，还是一个人，都要以法为重。邓小平爷爷更是在1986年指出加强法制重要是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小学、中学都要进行法制教育。因此，我们每位小学生都应认真学习法律知识，做一个知法、懂法、守法的好学生。

◈ 中国法律思想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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