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调查汇报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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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城市边缘人的角色注定了其问题的复杂性，作为具有复杂社会背景的特殊群体，数目庞大的农民工权利的实现程度和生活状况的改善程度无疑对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一、调查目的和调查概况

农民工群体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出现的特殊现象。在目前的学术界，我们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在身份的界定上存在着二元性，即他们既有农民身份又有工人身份，有工人之实却无工人之名。再加上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很多应有的权利并没有真正得到落实，为了切实调查农民工实际的生存状况和权利实现情况，20xx年1月、2月、7月和8月，笔者利用寒暑假时间，组织学生在山东、河南、甘肃、陕西、山西、新疆等省、自治区进行了农民工生活和工作状况的调研，调研采用了问卷调查的形式，由于选取的学生都有充分的条件接触到农民工群体（如家人或亲戚是农民工），所以，问卷的回收率和有效问卷所占的比例都很高，共发放问卷350份，有效回收329份，有效回收率为94%。这一调查虽不足以反映我国农民工的整体状况，但整个调研完全是一种纯民间的行为，且学生们的参与热情和责任感都很强，因此，通过对这些问卷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有关农民工的更接近真实的信息，为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提出思考。在此，也感谢我同事杨洪晓，学生郑扬、薛泽林、范才营、侯莉媛、李莉、王苗苗等为该调研所做的贡献。

二、农民工基本状况的调查分析

被调查的群体既有第一代农民工，也即年龄较大的部分，其年龄一般在35岁以上。也有新生代的农民工，也即比较年轻的那部分群体，年龄在20岁到30之间。其文化程度也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特点，初高中比例相对较高，占到了总数的45%，中专以上的有38。8%。分析认为，这些拥有高中及高中以上学历的人应该多属于第二代农民工，也即农村里那些初中或者高中毕业后因升学无望而辍学的年轻一代，他们直接告别乡村，进城进厂打工以挣钱补贴家用或为自己未来积蓄资本。从总体上来说，现代的农民工群体其文化素质是要高于改革开放之初进城的第一代农民工，表现在学历相对较高，对新事物、新观念接受能力更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更为开放。从收入角度来看，月收入大多集中在1000—3000之间，其比例高达76。1%，收入在3000元以上比例只占到了9。2%。这就反映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收入水平不高、经济地位较低的现状。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在第一代农民工逐步退潮之际，新一代的农民工大多是刚刚开始在城市的打拼历程，因技术、人脉等各种原因，致使这一代年轻的群体收入水平不会太高，也拉低了农民工群体的总体收入水平。

三、农民工工作状况的调查分析

对于农民工的工作状况，我们立足于对农民工进城后的职业性质、工作报酬、工作时间等几个维度进行分析。在关于农民工职业状况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有18。8%的人选择了建筑业，有10%的人选择了文教卫生，12。5%的人选择了批零贸易和餐饮业，选择其他选项的占到了总数的30%。可以看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还是处于低端层次，行业水平不高。由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工作流动性较大，更换工作的频率较高，其行业性质呈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特征，也正是由于这种不稳定性导致了很多农民工对自己的行业界定存在模糊，进而使得他们在被问及自己的行业性质时，“其他”这一选项所占比例较高。从劳动时间上来看，每周的工作时间在45小时以下的占到了12。5%，45—55小时与55—65小时的均为28。8%，而65个小时以上的比例则为30%。根据国家劳动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 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加班时间不超过2个小时）。 由此可见，农民工的工作时间是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的，他们是在为城市的发展和低廉的工资而透支着自己的劳动力。考虑到其收入情况，对比之下就不难发现，农民工群体的付出与所得也是远远不成比例的。

四、农民工的权利保障情况

边缘人的社会角色决定了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生活中注定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故其权利的保障不仅仅是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的道德问题。在调查中，我们从经济权、健康权、社会保障权等三个角度出发，对农民工的权利的实现状况进行调查。

首先，从劳动合同的情况来看，63。7%的人是没有正式的书面合同的，这其中，甚至有17。5的人连跟用人单位基本的口头约定都没有。这是因为农民工大多是依靠亲戚、朋友、熟人、同村人的关系而“跟随”进城或进厂，亲友之间的信任取代了他们之间的法律承诺。甚至他们会认为提出签订劳动合同有伤情面，但是这种非正式的、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非契约性约定是没有坚实的维权根据的。在随后的调查中就可以发现，工资曾经被拖欠的农民工达到了总数的63。8%。其中的20%甚至是经常性的被拖欠。而在维权手段上，51。3%的人选择了协商、调解，忍气吞声的占到了总数的25%，为第二大比例。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的只有18。8%，甚至有少数人采取了暴力解决的途径。可以认为，农民工群体的经济权利并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其法制维权意识有待提升，维权手段有待改进，维权途径有待完善。从健康状况的角度来看，生病了会去医院的人只有31。3%，43。8%的人选择了“只有重病的时候才会去医院”。甚至有人即使在重病的情况下也只是靠买点药硬撑过去。由此可见，农民工的生命健康权无疑是处在被忽视的地步，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无法参加城市医疗保障的农民工群体只能在医院高昂的医疗费用面前望而却步。从社会保障的角度来看，有35%的人选择了没有参加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险，在剩下的65%的群体中，医疗保险与工伤保险明显较为突出，前者为总数的53。3%，后者为28。8%。但是在现实中，农民工所参加的医疗保险大多属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范围，也就是其参保的地域仍然是其出生的乡村，这种状况下的医疗保险并不能减轻其在城市的医疗负担。至于工伤保险，参与者也多为第二代农民工，因为相对父辈而言，其风险意识相对较高，但是其参加比例却仍然较低。

五、农民工社会地位的自我感知

作为城市的“外来者”，农民工在城市中对自身地位如何界定，城市生活给他们带来的总体感受无疑是在探讨农民工问题的过程中绕不开的重要环节，根据我们关于农民工与城里人关系的调查。在与城市人的关系上问题上，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不好不坏”这一选项（53。8%），相处融洽的人占到了37。5%的比例，只有少数人选择了不协调。但是从城市地位的自我感知这一角度来看，大多数人却依然有较大的失落感（37。5%），认为自己得到不公平待遇的占到了28。8%，为所有选项中的第二大比例。还有少数人认为城市人看不起自己。也就是说，虽然大多数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可以跟城里人在生活上可以比较融洽的相处，但是这种表面的和谐并不能改变他们心中的巨大落差。也反映出进城的农民工在忍受着经济压力的同时也要忍受着被歧视的心理压力，有学者也同时把城里人的歧视以及农民工务工的心理落差视为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心理成本”。

六、农民工家庭生活状况分析

关于这一问题，我们从家庭顾虑、居住条件、子女问题、现实困难等四个角度进行调查。首先，从农民工家庭顾虑这一方面来说，占到首要比例的是“家中老人需要照顾”（65%），外出务工后，家中的父母就成了农民工心中的首要牵挂，如何尽孝成为在异地的农民工群体的首要难题。担心“家中土地无人耕种”的比例为38。8%，因为受到传统因素的影响，农民始终把土地视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而选择“在城市受到歧视”这一选项的比例为25%，担心自己没有什么技能和身体状况的分别为22。5%和20%。除此之外，担心自己子女教育问题的比例仅次于老人问题，其比例高达55%。在随后的关于子女教育问题的详细调查中，56。3%的人其子女还是在“在家乡的学校上学”，这就是农村大量留守儿童产生的原因所在。而在打工本地上学的比例只占到了17。5%，当地的学校不愿接纳农民工子女，高昂的借读费、寄宿费也是农民工所无法承担的。此外，孩子失学的比例占到了10%，（分析认为，这部分主要是第二代农民工的子女，因年龄原因，可能还没有上学）。当问及子女教育面临的主要困难时，“升学难”成为困扰农民工的首要因素，占到了总数的50%，而选择“学费太贵”这一选项的比例为40%，“公办学校进不去”的比例则为10%。在关于农民工居住状况的调查中，住在单位宿舍的占到了总数的28。8%，为所有选项中的最高比例。选择在外租房的为27。5%，暂住在雇主家的比例为8。8%。这种情况与后面的农民工所面临的现实困难的调查结果形成呼应，当问到您进城务工时所面临的实际困难时，没有住房的占到了53。8%，成为农民工面临的最大问题。其次是“生活没有保障”和“远离家乡思念亲人”，这两项比例分别占到了38。8%和33。8%。而“工作比较危险”和“工作不稳定”的分别为30%和28。8%。可以看出，农民工所面临的大多还是很现实的、与自己安身立命相关的问题，他们远离家乡，既对留守在家中的老人孩子充满牵挂，又面临着住房、收入、医疗、工作不稳定等各种难以抗拒的现实压力，其负担之重可想而知。

七、小结

在我们随后的关于农民工迁居城市的原因调查中，“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教育水平”成为了首要选择，这两项的比例分别为72。5%和57。5%。选择较高的社会地位的比例则只有13。8%。由此可知，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目的很是单纯、朴素。较多的就业机会可以让他们获取高于农村务农的收入，从而满足家庭的开支并摆脱贫穷的困扰。而较高的教育水平则是为了子女的成长考虑，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下一代也像自己一样苦苦打拼在城市的边缘。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悲苦使得他们任劳任怨，他们把上下两代人的负担全部扛在肩头，只为让自己的子女能够通过读书学习改变命运，让自己的下一代能够与城里人生活在同样的一片蓝天之下。但是我们却看到，快速发展的城市、飞速前进的中国经济并没有给他们想要的生活，因为经济地位的低下、户籍制度的不合理限制，他们始终享受不到一个真正的“市民”的待遇，更不要奢谈公民的尊严。我们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正常发展，都不能靠牺牲一个阶层来换取另一个阶层的福利，改革开放三十年来，2。3亿的农民工群体用自己低廉的劳动力支撑起了整个国民经济大厦，获取一定的收入诚然是他们的原始初衷，但是他们却同时也为这个国家的进步与发展贡献了自己的青春、血汗甚至是生命。因此，当社会发展到今天，当这个国家的物质财富已经极大的充裕，当和谐社会成为我们的建设目标，如何才能通过有效的改革，废除不合理的制度限制，保障这一庞大群体的切身利益，给他们以国民的真正待遇，让他们也活的更有地位、更有尊严，不仅仅是社会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这个以工农阶级为基础的国家对这一群体的一种补偿。